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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每个人都有做侦探的潜质，当你生了小孩，你就是福尔摩斯。为人父母，你不需要经过任何针对性训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洞察一切，你总能第一时间意识到你孩子的异常——前提是，他或者她没有从小就一直不太对。

所以，当那一次我误入他的房间又灰溜溜地逃走，事后我把他叫进房间说：“布彻尔，我们得谈谈。”而他则直视我的眼睛坦白地告诉我：“是的，老爸，我在想着你自慰。”我也没有发火。

我就是感觉，感觉，感觉，呃，这件事很荒唐。尴尬多过恼火。所以比起大发脾气，我更想夺门而出。比起质问布彻尔，我更情愿怀疑自己是不是老得出现听力障碍了。毕竟这是我儿子啊，我能拿他怎么办？他已经比我高了，而且他人生的前十七年，我从没打过他。

我说：“你这样会考不上大学的。”

他说：“这话毫无逻辑。”

我说：“好吧，对不起。”

这就是那次失败的谈话的全部。

我记得这天是1893年5月1号，因为所有报纸的头版都让给了世博会开幕仪式。本地人高兴疯了，铺天盖地的消息会直接从你的鼻孔灌进脑袋里，尽管我住在芝加哥市郊、邻近联合牲口中心，也还是避无可避地被快乐呛到。

我有一间药店在市中心“环线”的边缘，因为经营不善，我从来没把它当回事。四年前世博会选址投票的时候，我绝对想不到今天那块地皮会被炒得这么高。

我的儿子布彻尔今年17岁，那年就是13岁。我记得那时候他经常坐在我面前看报纸，看一眼报纸瞥我一眼，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后来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：“芝加哥只差一票就可以赢得大多数票了，爸爸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你会带我去看世博会吗？”

“并不是今天选好地址明天就开展，布茨。”

“那要等多久啊？”

“一百年。”我说。

“苏伊！”他叫道。

布彻尔不高兴和特别高兴的的时候都喜欢直呼我的名字。我想他那时候总不可能很快乐吧，不过我也只是提着啤酒回床上躺下了。我不好意思告诉他咱们家没有钱，何况一个展览也没什么好看的。

我那时候完全不相信芝加哥能弄出什么像样的东西，也不认为一个世博会能改变人们对于芝加哥屠宰场的印象。这就是一个二线城市，除了人和地什么也没有，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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